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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刊号：ISSN 2096-78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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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实事实为基础创作的纪录片，是通过对人、事、物的记录描述和反映揭示，讴歌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再现宇宙世界、人类社会、现实生活等，旨在提供独特的审美和深邃的启示。在纪录片的创作中，或多或少地都会遇到一些宏大主题或微观主题的题材选择和创作方法运用。本文所提及的宏大主题是基于一种以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历史和现实人物为己任、主题深厚，且投入较大、制作周期较长、制作精良的纪录片创作，如新中国成立、建党、改革开放以及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所作出的重大决策等。业界通常会把这类着重于思想性、时代性和人文性的创作题材称作“大题”，而将那些以反映百姓生活情状，内容主题侧重于新鲜性、娱乐性和宣传性，制作方法灵活多变且投入相对较小、制作周期较短的创作题材称为“小题”。笔者认为，无论涉足宏观主题的“大题”，还是微观世界的“小题”，创作者都应该牢牢把握一个总体原则：把复杂的简单化，把简单的逻辑化、事实化、信息化、形象化、公开化。即“大题软做”与“小题硬做”。如何解读与运用“大”与“小”这两个相对体，进而创作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人民审美需求的精品纪录片，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根据笔者多年创作的切身体会，“大题小做”，亦可理解为“硬题软做、老题新做、由表及里”；反之，“小题大做”，即为“软题硬做、以小见大、由近及远”……同时，我们唯有深刻理解“宏大主题叙事的化硬为软”与“微观视角下的化软为硬”的深层内涵，才能灵活应对不同类型的题材创作。一、宏大主题叙事的“化硬为软”在媒体融合发展的今天，人们的审美意识和收视习惯均已发生变化，具有多向性、开放性和追求新奇的特点。笔者时常在思考，以记录时代变迁、弘扬时代精神为己任，肩负着意识形态宣传任务的纪录片工作者，应该如何克服居高临下的灌输，把那些政治、经济、政策和先进人物宣传的“硬性”题材，通过“软化”技巧呈现给观众。（一）平民化视角姜红教授在其《论新闻报道中的平民化现象》中指出：“平民化是指新闻传播者从发现、选择、采访直至报道新闻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普通百姓生活状态的关注，对平民生活方式的展现以及对平民立场的认同。”要站在普通百姓的角度上看问题、说故事、讲道理。平民化视角在新闻报道中得以广泛应用，改变了冗长乏味、说教意味浓郁的报道模式。就纪录片创作而言，越是意义重大的内容主题，越是应该最大限度地传播让更多的人悉知理解、贯彻执行。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可以说是运用平民化视角创作的典范，导演焦波没有采取集中、突击拍摄的方式，而是带领团队住进了山东省沂源县杓峪村，采用“直接电影”的记录方法，通过一年时间，有选择性地记录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影片以二十四节气为时间，串联起了乡村的政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情感生活三条基础线索，讲述了一个质朴而典型的乡村故事，表达了创作者关心农民、关注农村、致敬农民的乡愁主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任远教授就在《屏幕前的探索》中写道：“纪录片直接拍摄真人真事，不允许对事件进行虚构。它的基本手法，是采访摄影，用挑、等、抢等拍摄方法，记录真实环境、真实的时间里发生的真人真事。”这一观点再一次诠释了平民化视角这一叙事理念与方法在纪录片创作中的重要性。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导演对平民化视角叙事手法合理运用的结果就是完美地揭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宏大主题，此片“硬题软做”的叙事理念与技巧为其推波助澜，锦上添花。这与笔者一再强调的“把复杂的简单化、形象化、故事化”的创作主张不谋而合。换言之，硬生生地摆事实讲道理不是不能反映重大题材，但却颇有盛气凌人，不尽如人意之嫌。在纪录片创作中，面对弘扬主旋律题材的纪录片，优秀的导演均善于在生活中挖掘故事，提炼主题，把握时代脉搏。纪录片《落地生根》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创作中，导演柴红芳将镜头对准云南怒江这个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以真实的镜头、真切的语言，讲述了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匹河怒族乡沙瓦村的命运变迁史，以贫困群众和帮扶队员为主体，围绕精准扶贫政策如何落地生根的主线，展现了在中国减贫这个时代大背景下，当地政府和群众直面贫困改变村庄贫困命运的真实故事。为这一亘古未有的历史进程留下了具有文献价值的影像资料。近年来，国内一些成功的纪录片如《“一带一路”上的智者》《出山记》《三矿》等，其“内核”无疑都是背景宏大、内涵深厚的大题材、大制作，编导者亦都采用平民化的叙事视角，以“硬题软做”的思维和方法，完成了传递中国声音、构建中国形象的重要职责，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二）通俗化叙事纪录片是讲故事的艺术，而故事的特质就是“通俗易懂”。艰涩深奥的语言适合做学问，不宜用来讲故事。因此，通俗化叙事成为纪录片创作者“大题小做、硬题软做”的又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理念和掌握的技巧。影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其所传达的意识形态必然要依附于一定的政治、经济体制，也必然要为国家利益服务。换言之，影片表达的主题思想是国家意志的一种体现，需要维护一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但是，若在叙事过程中一味追求宏大视角以及所谓的专业化和精准化的叙事语言，就有可能导致概念化地图解政策和抽象化地生硬说教等弊病的出现，难以获得当代受众的青睐与共鸣。笔者认为，在叙事观念上力求遵循生活化和平民化，叙事方式上践行故事化和风格化，已成为纪录片创作者的不二选择。这样或许能在新媒体语境下架起一座传播者与受众的桥梁，让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像涓涓细流，无声无息地流淌进观众的内心。因为，纪录片的意识形态性体现在引导舆论、实现社会心理的沟通上，而不是居高临下向人们灌输既成的观点和思想。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就是通过独具一格的平民化、通俗化叙事方式，将视角缩小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通过一组组匠人们在故宫修理文物的日常生活，拉近了故宫文物保护和维修这一高科技工作与普通人的心理和专业距离。这不仅满足了受众的好奇心理，更增添了影片轻松、愉悦的审美情趣。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之花得以尽情绽放之时，却又不留人工雕琢的痕迹，潜移默化地根植于受众的心灵深处。（三）可视化表达在融媒体语境下，观众的欣赏水平也在日益提高。人们不仅看重影片所表现的内容，更看重影片所传递出来的视觉艺术效果。就创作而言，我们不仅要坚持真实性与可视性的高度契合，更需要营造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审美意境。因为，可视性不仅是画面的真实与好看，还在于内容的充盈、主题的深刻、可以给受众带来的启迪和审美享受。2020年，新华社推出的系列微纪录片《第一书记》，可谓是可视化表达的典范。创作团队深入西藏等12个省、市、自治区，与第一书记共同奋斗400多个日夜，以电影化的视觉质感、考究的镜头语言、精致的影像构图，真实地记录了一个个直抵人心的现场细节，极大地增强了纪录片的感染力和感召力。再如，在《端牢中国饭碗》这部以展示十年间中国在粮食安全领域取得成就的纪录片中，为了增强影片的可视性，创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数据、生动的细节、图片动画和航拍技术等可视化手段，将粮食安全这样一个宏大命题，以平实而温暖的故事细节触动观众内心，阐明了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作为视听艺术的纪录片，在通过真实的影像完成叙述事实、抒发感情、表达思想时，创作者要善于运用形象思维，挖掘形象材料，通过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可视化呈现，来揭示当今时代人们在思想感情、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上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变化，唯有如此，方能满足现代人多元化、深层次的精神需求。二、微观视角下的“化软为硬”在日常工作中，多数主流媒体的纪录片工作者很少有机会能在资金、时间和人力保障的前提下，去完成一部重大题材的纪录片创作。而大多数时间都在基层默默耕耘，应对一些既定的宣传任务，拍摄一些短平快的小题材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在司空见惯的“生活流”中去寻找角度、捕捉细节、发现故事、提炼主题、阐明思想，将生活中那些“软性”的“小题”，做成具备“硬性”启发的“大题”，是每个纪录片工作者都会面临的问题。对此，笔者有以下几点感悟。（一）以小见大，强化社会功能纪录片是关注和记录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态、生活境遇、价值观念、人文关怀等相关内容，通过创作者镜头的捕捉、巧妙的构思和主题的提炼，为受众呈现一个微观的人文社会变化和发展的影像文献资料。英国著名导演约翰·格里尔逊曾说：“隐藏在纪录片运动背后的基本动力是社会学而非美学。”这一观点足以证明社会功能在纪录片创作中的重要性。2017年，一部以反映中国教育现状的纪录片《零零后》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该片导演张同道历时十年，从2006年开始，将镜头对准一所幼儿园的十多名“00后”孩子，记录了他们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心路历程与成长轨迹。影片以平实的视角，真实的影像，真实客观地再现了中国社会在极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新生代“千禧宝宝”们在面对个性与制度、应试与素质、留守与留学、青春期与亲子关系、独生子女与二胎政策等教育话题所产生的种种思考与人生抉择。该片以碎片化的段落组接、多角度的叙事手法，呈现出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化。此种“以小见大”、彰显社会功能的创作手法，可圈可点、效果非凡。（二）细微入手，小故事硬道理纪录片创作是一个情感抒发、心理揭示、故事讲述的复杂过程。创作者要想在繁杂、多元、充满矛盾与活力的世界中，寻找到一个主题深刻、内涵丰富，具有历史价值、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新鲜题材，并创作出一部既能打动人心，亦能契合时代精神的作品，绝非易事。一般来说，纪录片在创作伊始，主题只是一个朦胧状态的“准主题”，它伴随着创作者完成影片拍摄的全过程。当完成所有的前期采访、拍摄工作进入后期剪辑时，才发现当初设定的“准主题”已发生悄然变化，这是主题提炼升华的必然过程。例如，2007年笔者在创作纪录片《沙田人家》时，最初的主题只是想表现一位非遗传承人搜集和整理沙田民歌的故事本身，但随着采访拍摄的不断深入，影片的主题悄然得以升华，实出意料。该片讲述了主人公吴金喜每天忙着搜集、整理和传播沙田民歌，而他的妻子八年多来却在家里照料一位古稀之年的小学老师，并以此赢得珠海市首届公益奖的故事。影片以感人的细节和真实的影像，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角度，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珠海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该片也获得2008年度广东省电视对外宣传奖优秀纪录片二等奖和最佳摄影奖。又如，杨天乙导演在创作纪录片《老头》之初，并没有第一时间确定影片的主题，只是在1996年搬进北京青塔小区后的某一天，看见一群退休的老头儿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年复一年，准时出门，准时回家，像是上班的人们。在后来的两年多时间里，杨天乙用摄像机断断续续地记录下了这群老头儿的生活状态。在影片短短几十分钟的叙事中，导演通过老头儿们的一个个表情特征、一段段精彩对话和情节段落的戏剧化起伏，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有关人性关怀的故事。这部影片从细微入手，用小故事揭示出一个涉及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现代家庭关系逐渐冷漠等一系列社会焦点、难点，甚至是痛点问题。三、结束语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无论是“宏大主题中的化硬为软”，还是“微观主题中的化软为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都离不开角度切入、细节选取、主题提炼和人文关怀等相关内容。“大”的宏观背景像是一面涵盖面广泛的镜子，“小”的微观叙事则是一架放大细节末梢的显微镜。二者属性不尽相同，相互依赖，彼此借光，照亮纪录片创作者的心灵世界。毕竟，事物的认识总是始自微观，然后再上升至宏观；总是始自具象，然后才上升到抽象。因此，在进行纪录片创作时，应尽量把握好宏观与微观、具象与抽象的关系，把复杂的简单化，把简单的逻辑化、事实化、信息化、形象化、公开化。将两者交叉运用，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一）平民化视角
（二）通俗化叙事
（三）可视化表达
（一）以小见大，
强化社会功能
（二）细微入手，
小故事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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