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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美国学者勒纳出版了《传统社会的消失：中东的现代化》，标志着发展传播学理论诞生，其兴起是为了解决当下社会所面临的所有不均衡问题，如国家地区间发展不均衡、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等。学者胡芳曾言，但凡存在任何领域、任何形式的不平等，发展传播学便会不断延续其学科意义、更新其研究课题。如今，发展传播学理论研究围绕的议题仍旧是社会发展，只是在新时代语境下得到了新拓展，社会发展议题被聚焦在个人、群体如何实现均衡发展上，即面对数字技术飞速更新，不同人群对信息化技术接收、使用能力呈现出明显的差距应该怎样弥合。学者卜卫等人在发展传播学视角下提出了用加强数字素养教育的方式，以缩小不同人群在使用数字媒介、获取信息渠道、对信息理解应用、制作分享信息等方面所存在的悬殊差异。目前，学界也将提升数字素养作为发展传播学研究的新方向。一、发展传播学研究的变迁>>>>（一）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变本文参考科林·斯巴克斯的观点，其将西方发展传播学研究变革分为四个阶段—主导范式、参与范式、帝国主义范式、全球化范式。主导范式的研究重心放在了国家上，将国家的推动作用视为致使整个社会变革的关键。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并没有受到拥护。一方面，信息的两级流动理论证明，个人思想观念的变化较大程度上受到意见领袖的影响，要想改变个人层面思想，就要通过意见领袖进行信息传递，个人并不会一味地听从国家安排，反而更倾向于信任自己所在群体所推选出来的领袖；另一方面，由于底层民众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灌输式的传播仍使社会面临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并没有让社会通向现代化，反而形成了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引发了社会动荡，破坏了通向现代化的可能性。在意识到主导范式的弊端后，针对其的批判随之而来，参与范式诞生。参与范式研究将主导范式弊端进行了更正，批评了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更强调了自下而上、受众参与的重要性。但此范式在实践的过程中依然暴露了弊端：参与传播的不同群体并不是和平共处的，他们会因为观点、利益等不同发生冲突。于是，帝国主义范式对前两种研究范式进一步开展了修正，提出创建中介，以缓和国与国之间的问题。诸如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的力量，推动落后国家发展计划的开展。但帝国主义范式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过于理想化，受众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有选择地进行信息接收，并不能做到毫无保留地接收媒介信息，并且受其影响。至此，经过实践证明，发展传播学视角下的研究范式都不能真切地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于是，强调使用媒体内容的全球流动性，用以打破社会秩序习惯和常规，以此促进变革和发展的全球化范式成为发展传播学的新主张。但斯巴克斯将全球化范式作为靶子，对它几乎作出了全面的否定，还试图引入一个新范式，以此代替全球化范式。斯巴克斯的新范式是一个可以兼顾国内社会结构和国际关系的新理论，借鉴参与范式和帝国主义范式的新范式，保留了帝国主义范式对国与国关系、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差异及其影响的关注，又接受了参与范式所强调的民众自身的主动参与是实现发展的唯一出路这一观点。>>>>（二）发展传播学在中国中国对发展传播学的研究一直在历经变革，并且不断为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而展现出新课题，研究者一直在探寻不同发展阶段应采用什么样的理论去指导实践。我国对发展传播学的研究至今已有三十余年。潘玉鹏对发展传播学的定义成为我国学者对发展传播研究最初的理解：“广义地讲，发展传播学就是一种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传播的原理和实践，是一种有目的的传播”。学者刘锐不仅将2001-2010年中国发展传播学研究现状与前景作了总结，其提出的健康传播与媒介素养研究也成为近年来发展传播学研究所重点关注的研究议题。这对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当下，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在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建设数字中国的远景目标也正在有序地推进着，可是弱势群体—残障人士、儿童、老年人等却与数字技能迭代发展形成了一条明显的数字鸿沟，他们作为数字贫困的重要群体，如何缩小数字鸿沟，享受数字红利成为国家与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亟须解决的问题。为此，研究者从发展传播学视角出发，通过提升数字素养，用以缩小数字鸿沟的研究成为一项重要议程。二、数字素养成为中国发展传播学新拓展的原因“数字素养”的概念最初由美国科技记者保罗·吉尔斯特在1997年首次提出，2018年，“数字素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IS）界定为“通过数字技术安全、合理地获取、管理、理解、整合、交流、评价和创造信息，以促进就业、体面工作和创业的能力，其中包括被称为计算机素养、信通技术素养、信息素养和媒体素养的各种能力”。近年来，学界对数字素养的关注越来越多，在中国知网，以“数字素养”为关键词检索文献，自2013年开始，相关研究便呈现明显的逐年上涨趋势，数字素养俨然已经成为社会和学界研究的重点。数字素养之所以能够成为发展传播学在中国重点关注课题是与时代环境和自身特性分不开的。科学技术发展使数字鸿沟这一不平等、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被广泛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技术获取差距被不断拉大，人类社会发展已经面临不平衡的窘境。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对数字素养的研究便必不可少。对数字素养进行提升可以帮助人们在新的媒介生态中生存与生长，对社会变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数字素养本身包含的计算机素养、信息素养、ICT素养和媒介素养等内容，也为参与式发展范式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对数字素养进行有效的研究，探寻提升数字素养的有效路径，有利于促进公平，保证个人、地区、社会乃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发展传播学的最终目标，即解决各种不均衡的问题。>>>>（一）时代环境因素：技术带来数字鸿沟显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类社会面临着不同的问题。21世纪，科技发展效率与实际公平的矛盾导致数字鸿沟差距成为新时代需要解决的新问题。数字鸿沟的概念源自知识沟和信息沟等概念，后在技术浪潮的影响下，其内涵从最初对互联网的接入鸿沟，发展为之后对网络素养与合理使用数据的技能培养鸿沟，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信息技术的占有和应用程度的不同，造成了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虽然在我国建设数字强国的相关政策不断得到落地与实施的情况下，我国“接入性数字鸿沟”有所缩小，但“使用性数字鸿沟”还仍旧普遍地存在。近年来，社会中资源较少、权力较小的群体无法接触数字技术，如偏远山区的群体、因为生理原因处境不利的残障群体、老年人群体等，他们因为不会使用或没有智能手机成为数字时代浪潮下的“局外人”。偏远山区的学生会因为无法联网而不能在网络上进行学习，老年人会因为无法出示“健康码”而造成出行不便，甚至因为不会操作手机软件无法线上挂号而导致就医难。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严峻的数字鸿沟问题愈发突出，进一步加快建设数字素养教育体系成为弥合数字鸿沟的有效方法之一。>>>>（二）自身因素：为参与式发展范式实施奠定基础参与式发展范式是发展传播学在21世纪理论研究的路径之一，在近几年的中国，“赋权”给大众，使所有人都能依靠自身的能力与知识实现政治参与是我国谋求社会有序、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深入贯彻“以人为本”发展观的现实实践。“赋权”是发展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对于个人来说，只有在获得相对等的信息，并且充分交流后，才能进行自我决策，这是传播对于赋权的意义。因此，为了号召使用参与式发展范式以达到对社会有效治理的目标，前提是保证所有人都可以获得相同且平等的权利。目前，各地政府正在加快建设数字城市，其中对公民数字素养的提升已经成为共识。这是政府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字治理的必然要求。提升数字素养是实现参与式发展范式的基础，只有人们熟悉数字技术的操作与应用，才能通过媒介技术畅通与政府的沟通渠道，成为合格数字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更好地兼顾社会公平。三、发展传播学视角下数字素养研究的意义>>>>（一）有利于应对新时代数字鸿沟，促使社会公平发展发展传播学一直在试图解决任何领域、任何形式的不平等问题，不断地更新、延续新的议题。面对数字鸿沟，发展传播学一直在寻找可以相结合的研究契合点，提出了“数字素养”新议题，除强调以往接入和使用计算机和网络等过于重视物质层面的研究外，对教育、素养、信息内容、语言、社会资源等研究进行了探讨。数字素养既包括数字技能提升，也包括数字修养的培育，对其培育不仅有利于人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在解决冲突、塑造共识的道路上，也让不同人群得到了公平对待，朝信息无障碍的建设更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平等发展。>>>>（二）有利于促进行动力，以实践指导理论对发展传播学的研究是以社会变迁为导向的，其特点之一是研究与行动不可分割。弗莱雷、罗杰斯等学者既是研究者，也是发展项目的参与者与实施者。仅在理论层面上展开研究没有实际案例支撑十分单薄，仅参与发展项目却没有理论背书则略显空洞，所以在发展传播学研究中，行动与理论并行研究是研究者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如何消弭任何领域的不公平现象，如何促进公众参与以实现智慧治理，如何促进社会安稳有序的发展变革等问题都需要研究者落实在行动研究上，而对数字素养的关注便是为行动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当人们真正有机会和能力参与实践时，才能从实际出发基于理论提供指导性的建议，这是中国发展传播学建设的必经之路。>>>>（三）有利于丰富发展传播学理论，扩宽研究新视野发展传播学研究范式伴随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不断进行着调整。在面对现有范式不能解释新时代产生的发展问题时，需对已有范式扩充和改良，努力以新视角、新框架完成对发展传播学的进化。在当下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换中，以参与式发展传播理论为核心、融合多种传播策略的多元化范式日渐主流化。为实现“参与”行为，借助传播媒介的力量，将“权力”下放的方式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知识水平的提升，从而实现人与社会齐头并进的发展。此时，数字素养便成为发展传播学视角下实现参与式传播重要的一环。不同人群在数字素养提升后均能实现参与式传播，也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四、从数字素养看发展传播学新发展时代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每个人都需要与时俱进，才能跟上技术的发展脚步。面对新时代、新任务，开辟发展传播学新领域也是当前的紧要课题。数字技术发展的初衷是可以更好地为人类提供便利的服务，在关注到技术的优势作用时，也理应重视被边缘化群体的数字需求，帮助他们接触和使用数字技术，提升数字素养，用数字化时代的智慧实现人人平等，让全球数字科技语境下新形态的“贫富差距”有所减小。五、结束语发展传播学将大众传播视为促使社会变革的有力工具，借助媒介技术，创造人人皆能学、处处可以学的学习环境，为人们数字素养提升塑造了良好的机会空间，也让发展传播学理论在数字化时代下得到了新发展。通过提升数字素养，人们可以使用媒介技术为自己赋能，营造和谐的学习环境，共同进步，改变数字鸿沟的现状。人们数字技术使用能力的提高，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发展更加强劲的动力，使发展传播学的理论与范式在本土化的影响下得到了扩充，让发展传播学在新时代重新获得希望，理论变得更加丰盈。
一、发展传播学研究的变迁
（一）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变
（二）发展传播学在中国
二、数字素养成为中国发展传播学新拓展的原因
（一）时代环境因素：技术带来数字鸿沟显现
（二）自身因素：为参与式发展范式实施奠定基础
三、发展传播学视角下数字素养研究的意义
（一）有利于应对新时代数字鸿沟，促使社会公平发展
（二）有利于促进行动力，以实践指导理论
（三）有利于丰富发展传播学理论，扩宽研究新视野
四、从数字素养看发展传播学新发展
五、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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