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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传播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从Web1.0到Web2.0乃至Web3.0，传播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间、空间无疑是传播中两个重要的要素，也一直游离在传播环境中，我们总是想方设法想要摆脱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传播技术的进步，符号的存在使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中更加方便。跨越大西洋的电报成功使信息在两地实现快速传递，代码世界第一句“HelloWorld”的出现更是使传播在几十年内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而在整个传播环境中人们不断在挣脱身体的限制，想挣脱时间和空间的枷锁，海量的信息让人们变得更加容易“忘记”，短、平、快的节奏分割了人们的逻辑思维使人变得更加的随意，传播中的一切都在产生重要的变化。人们在适应技术带来改变的同时也在巧妙地运用技术带来的机会，在挣脱身体限制的同时也在形成虚拟身体达到交流的目的；在遗忘的同时也在创造着回忆去减少记忆的消散；思维在变分散的同时也想方设法改变这一思维模式。传播的回廊中一切若有所现，历经着某种似是而非的循环，这种循环具体的表现为身体媒介经历了在场—离场—虚拟在场、传播方式经历了人际传播—大众传播—虚拟人际传播、受众记忆经历了遗忘—集体记忆—偶然记忆、传播情感经历了感性—理性—情理并存、传播思维方式经历了严密—分散—趋向严密。一、“身体”回归：在场—离场—虚拟在场学者约翰·彼得斯提出一个问题：在人类交流中人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持缺席？人们一方面希望突破身体的生理限制以拓展其“在场”空间，而另一方面却又不满足于脱离交流文本的身体“在场”，希望通过身体真切感知世界，这种困惑在智媒时代新闻场域中依然存在。在挣扎中人们一边想方设法地挣脱身体，另一边又寻找延伸身体的办法。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是身体的延伸”这一著名的观点，不同的媒介延伸了不同的身体部位，如印刷品是眼睛的延伸，收音机是耳朵的延伸，延伸既包括肉体的延伸也包括了思想的延伸。媒介将身体的不同部分延伸出去，人们仿佛脱离了身体的限制，不需要在场就可以达到传播的效果。媒介对身体的延伸也带有身体原本的某些属性，在社会学家看来身体是社会结构和社会权力构建的结果，身体本身就带有社会的属性，身体在社会中的政治地位、权力大小、经济地位等都会映射到延伸的媒介的使用过程中，这就导致了不同人的媒介使用产生巨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本身就是在场的体现。此外，麦克卢汉还认为，延伸出去的部分实际上是一种截肢，此处便可以看到学者对于传播中身体这一媒介的反思，身体本身就是媒介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本身也是独一无二的，延伸的媒介也存在着基本的问题。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有了摆脱在场的机会，不在场也可以进行传播，甚至这种传播更加便捷，尤其在新闻业中更是产生了别样的传播形态，虚拟主播的产生便是很好的案例。就如麦克卢汉对身体在场的思考一样，也有学者认为，当人与媒介的这种延伸进行下去，会有一个逆转，人会变成媒介的延伸。学者们对身体的离场产生了深刻的担忧与反思，而人本身就是社会的动物，不可能忍受长期的孤独，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又在寻求身体的在场，在技术的作用下此时的在场与传统的在场又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这种在场是一种虚拟在场。有学者认为，迄今为止人类传播界面中的身体可以分为三类：有机的身体、再现的身体和生成的身体。技术使身体的在场既是一种身体的在线也是一种身体的虚拟在场。VR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沉浸式传播，而沉浸则必有身体感官的参与，所以在VR技术中的身体就尤为关键。人工智能背景下技术为身体突破在场提供了契机，也为重新在场提供了渠道，通过网络直播技术进行现场直播，具体场景的在线让我们有在场的感受，此外AR、VR、MR等技术的出现，通过眼睛模拟出在场感，尽管这种在场感受到的噪声很大。不可忽视的是网络数据对我们身体的模拟，数据模拟下产生的你有的时候会出现比你更懂你的现象，而这种“身体”已经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身体了。身体作为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时间回廊中从在场到离场再到虚拟在场，一些看似不可思议但是又在悄然无声地发生着。二、“方式”回归：人际传播—大众传播—虚拟人际传播一个人形成的传播是对内的，两个人形成的传播就有了外向性，在人际传播中独立个体与独立个体通过对话等方式形成信息的交流，看似平等的对话实则也存在许多的限制，这种限制来源于现实社会的约束，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不同使得人际传播中存在不同的社会压制。传播中人们试图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隔阂，人际传播也是一样，一方面人们寻求由点及面的传播从而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传播技术提供了现实的可能。电话的出现使现实中的人际传播超越了空间的限制，实现了远距离的人际传播，从此处也可以预见传播形态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哈罗德·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对不同媒介的偏向有着不同的见解，毫无疑问电话偏向于空间的媒介。此外广播和电视的出现，远距离的人际传播逐步演化成了点对面的传播形态，大众传播逐步形成，这种传播形态的出现不仅是对人际传播的延续也是一种突破。延续的地方在于大众传播中存在的社会印迹是显而易见的，谁控制着传播的渠道，谁拥有发言权本身就是社会地位的体现；突破的地方在于相比于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创建了一种情景，这种情景既可以通过语言创造也可以通过剧情制造，情境中渗透着不同的人际传播。在人际传播中，既有语言方面也有思维方式的交集，并且这种特征很容易被放大从而产生共鸣的效果。在大众传播中这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人们总是希望能够得到心灵的交流，一边渴望人际交流中的情感共鸣；另一边又试图突破时间和空间的枷锁，好在技术发展实现了人们的这种需求。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人们通过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实现了虚拟传播。虚拟情境中，自由是相对于支配而言的，它指的是一种最大限度摆脱了自然和社会现实中诸多因素对个人意志束缚的状态，自由度的扩大意味着支配关系的弱化。虚拟的传播环境创造了以往的人际传播的情景，同时以往的传播特征也被弱化，传播者的身份特征、社会地位等都被弱化，当然这种弱化并不是绝对的，在工作中虚拟人际传播依然延续了现实中的人际传播。虚拟的环境中人们有了一定的自由权，这种自由权表现在回复的即时性、选择性以及转移性上。虚拟并不是虚幻，这种虚拟有一定的现实支撑，并且很容易从虚拟转变为现实。正如学者所言：网络人际传播中的拟剧理论拉近了不同身份、情绪、状态的人，但也同样扰动着我们原本诗意的栖居状态，对大众的社会生活和世界的文化传播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三、“回忆”的牵扯：遗忘—集体记忆—偶然记忆遗忘是人的常态，传播中遗忘也是很常见的事情，口语传播时代信息转瞬即逝；印刷时代信息被印在媒介上从而减缓了遗忘速度；电子传播时代信息具有了被记忆的特点，但是海量的信息让人们不得不遗忘。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在遗忘的同时也在努力回忆，回忆那些让人难以忘记或者具有意义的一刻，传播亦是如此，在遗忘与记忆的冲突中人们需要找到平衡点。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指出，“集体记忆”是许多“个体记忆”的总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个人信息能够被记录并且保存，人们很容易回忆起被遗忘的经历，但是从社会角度而言，想要回想起时代中被遗忘的部分，需要传播介入其中，通过传播来构建起一场时代的记忆。集体记忆建构工作进一步深入，不仅继续汲取传统的品性符号，用具有代表性的时代物品、标识、符号来建构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还要依靠新的传播技术、遵循新的传播规律，将集体记忆实体化、生动化、互动化。在构建集体记忆的过程中以往传播中的信息又重新被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人们以往的回忆，但是也些许有一些伦理的争辩，尤其在灾难事件中，传播主体在构建集体记忆的时候需要避免二次伤害，因为回忆中的痛苦有时也是个体极力想要遗忘的。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很多经典的时刻被记录，这种记录是数字型的，这也表明数字化的记忆是没有感情的，所以在构建集体记忆的同时也需要人文情怀的注入。传播中除了集体及意义外，个体往往会产生偶然记忆，而这种记忆更具有私密性和未知性，海量信息中会意料不到地碰到触及回忆的节点，这种记忆是痛苦与快乐并存的，而此刻个体的情感是难以揣测的，往往具有难忘性和私密性。四、“情感”交错：感性—理性—情理并存情感是个人的体会，单独个人的表达往往看不出传播中情感的起伏，但是在网络公共空间中，情感的倾向往往是显而易见的。在传播中情绪是重要的变量，而个人情绪的发泄与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间呈现出一定的关系，在传统媒体时代，电视、广播、报刊的发展使信息能够广泛传播，但是此时的传播形态更多的是偏向传者本位，虽然传播者设立了信息反馈渠道，但是这种渠道却并不能顺利打通，传播中情绪是被限制的。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拥有了表达的自主选择权，并且此时的表达是匿名性的，仿佛没有了枷锁的控制，更多的网民情绪暴露在公共空间之中，情绪波动非常大，传播中的信息很容易被网民大肆评价，因为随意的情绪发泄处罚成本过低。随着网络法规的完善，人们渐渐意识到随意情绪发泄需要付出代价，此时的情绪从肆无忌惮有了一定的自我约束，更多的网民通过理性地发表看法。情绪对传播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情绪聚集产生重大的舆论影响力，对传播中的事件的发展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人们面对这些时间表达自身的态度，通过公共舆论施压于媒体和政府部门等达到公共情绪倒逼事件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毫无限制的情绪表达，以及情绪的被操纵性的特点使情绪产生危险性，通过情绪过度的进行干预，不利于事件正常的发展。情绪很大程度是被构建的，构建主体往往是传播主体，在传播中传播主体往往是媒体。情绪话语的呈现受具体媒介特点影响，有着特定的呈现方式，如简短、抓人眼球和具有互动性的话题标签。媒体先通过议程设置选择需要呈现的事件，在事件的选择过程中，冲突性往往是其中的一个选择标准，然后通过报道框架整体拟定报道的框架结构，再对框架中的每个部分进行相应的补充。从议程设置到框架设定可看到媒体的作用，同时，媒体在商业的标准下，往往会通过具有冲突性的方式引爆热点，尽管媒体标榜自身的客观公正，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下还是能够看到媒体的站位，而这对情绪的引导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法律等相应措施的完善，情绪在经历感性—理性的阶段后逐步走向情理并存的阶段。五、“思维”标准：严密—分散—趋向严密传播不仅显性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而且也隐性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说，传播异乎寻常地降低了我们的思维标准。可见传播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整体来说我们的思维方式在传播的变化中经历了严密—分散—趋向严密的过程，而这种过程也在不断地从隐性变为显性。传统媒体时代，报纸通过逻辑的语言叙述展开文章，整体呈现出事件的全部，在这种习惯的培养下，人们具有的是一种逻辑化的思考方式。随着传播技术的更迭，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短平快”的传播方式不断出现，迎合了受众的阅读习惯，人们的思维方式被塑造得碎片化，这种碎片化带来的思维方式的变化是从严密变得分散。严密的思维方式需要层层递进，需要人们花费更多的脑力，而脑力活动是劳累的，人们总是希望避免这种劳累，于是转向不需要动脑的分散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简单的，但其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人们不再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深度阅读，片面看待问题，只见浮云不见太阳。好在人们也逐步认识到了这种思维模式带来的弊端，尝试进行改变，网络上更多的深度报道也出现在我们视野中。六、结语传播是传与播的过程，而传与播的过程在传播技术的变化下也产生了重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看似毫无轨迹，但是也遵循了某种路径，体现在对身体的重视、对传播方式的思考、对记忆的回顾、对情感的梳理以及对思维方式的争辩上。
一、“身体”回归：在场—离场—虚拟在场
二、“方式”回归：人际传播—大众传播—虚拟人际传播
三、“回忆”的牵扯：遗忘—集体记忆—偶然记忆
四、“情感”交错：感性—理性—情理并存
五、“思维”标准：严密—分散—趋向严密
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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