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体育赛事的有效传播在彰显国家形象、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构建国际话语体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体育赛事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需要与之相匹配的传播治理体系，体育赛事传播体系迫切需要探索包容性路径，建立多元主体的包容性体系，以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体育新闻诉求以及多样化的新闻产品的需求。本文将阐述包容性治理的作用机制、体育赛事传播体系现有的多主体困境，探究体育赛事国际传播体系的包容性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全面推进国际传播工作，致力于将我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七个着力”的重大要求，强调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

大型体育赛事作为参与全球治理的一种特殊手段，以其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独特社会功能，在彰显举办国的国家形象、促进经济发展、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促进跨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已然成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对构建我国国际话语体系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体育赛事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需要与之相匹配的传播治理体系，体育赛事传播体系迫切需要探索包容性路径，建立多元主体的包容性体系。

包容性治理是在社会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与包容性发展理论中的“平等”与“共享”等理念结合形成的概念。包容性治理秉持“信任、互惠、合作、共享”的核心理念，以广泛而多元的社会主体参与为基石，展现了其卓越的包容性特质。其目标在于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社会的“善治”。从政治视角审视，中国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体现，展示了治理的成效与价值。包容性治理的多主体路线契合了党的根本宗旨和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价值观。从文化上看，国内新闻活动处于不断探索出新的过程中，而异质文化间的传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阻碍。

（一）包容性发展与包容性治理

包容性发展是发展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以人为中心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自20世纪下半叶起，随着新出现的复杂社会问题的不断涌现，传统的管理模式已逐渐显得力不从心，难以有效应对新的挑战。于是，包容性发展这一概念被延伸至政治学、社会学的领域，“治理”一词被提出，“善治”的理念成为各国追求的社会治理目标。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明确强调了除政府和市场之外多元社会力量在治理过程中的关键性和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维护社会稳定和谐、长治久安的进程中，“治理”成为政府应对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的调控策略。“治理”弱化了以往政府为单一中心的结构，代之以多中心的结构，从而可以发挥社会各界的能动性，包容性治理充分尊重各方利益，协调各方矛盾，调动多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培育“有机团结”，有助于实现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包容性治理是在社会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包容性发展理论中平等、参与、共享理念“嫁接”而成的概念，是一种强调除政府以外的多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结构。

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国内对包容性治理的研究在以政治学等为理论支撑的社会治理领域有了发展，其研究成果对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完善有着积极影响。张运红等学者将包容性治理的特征总结为“治理权力共享、治理中心下沉、治理手段柔性化。”其中大部分研究对标弱势群体，尤其是对脱贫攻坚等话题展开较多的研究。赵普兵等学者针对农村治贫与乡村振兴问题提出“参与机会均等、全员权利平等、发展能力塑造、发展成果共享”的包容性共享机制。

（二）体育国际传播的研究现状

就体育赛事国际传播研究而言，体育赛事种类繁多，从各类赛事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来看，体育赛事的国际传播主要指的是国际大型赛事的传播。虽然赛事种类较多，然而我国体育赛事国际传播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型体育赛事，尤其是对奥林匹克运动十分关注，其中，2008年北京奥运会与2022年北京冬奥会作为在中国举办的国际性体育赛事，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成为学界的重点研究对象。国内的学者多以宏观角度从传播内容、受众、媒介、技术等剖析了中国奥运传播的变迁，分析了国际传播的挑战与困境，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路径设想。

受到党中央文化“走出去”战略、文化自信建设的影响，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成为国内体育国际传播的重点研究对象。对近年来传统体育国际传播研究的梳理，我国体育文化的国际传播以民族传统体育为研究重点，兼及少部分的现代体育文化，形成武术研究成果“独大”的研究局面，在当前的讨论中较少提及其他传统体育，特别是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对体育文化种类的多样性、民族特色以及地域差异性的关注也显得不足。国内研究多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出发，从宏观视角分析国际传播的现有困境出发，寻找破题之路。由于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深化，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研究对象逐渐多元化，我国体育文化的研究趋于纵深化发展，呈现出拓展上升的趋势。

体育国际传播作为体育传播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跨学科的独特性质和多视域的研究意义。体育国际传播作为体育学和新闻传播学的融合形成重要议题，受到两大学界的热切关注，但由于学科特性的差异，其研究视角和焦点各有侧重且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体育学角度来看，国内体育国际传播研究多以学科本体论为指导，探求讲好中国体育故事的新路径；从传播学角度来看，体育国际传播多以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为依托，对体育国际传播现象进行现状分析和经验总结，基于困境提出增强国际传播能力的解决方案。

我国体育国际传播尚未形成跨学科性质的系统性研究，对于现有研究，大多是体育学和新闻传播学各自发力的成果，缺乏综合性与系统性的跨学科视角。一方面，体育学界至今仍在借鉴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早期经典理论，导致近年来理论融合和创新不够，通过理论解决问题的力度不够，研究旨趣也较为保守，呈现日益明显的“内卷化”发展趋向；另一方面，体育新闻传播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从实践角度无法运用单一的新闻传播学理论来解释和剖析。

（一）文化折扣：赛事“在场”体验言不尽意

体育赛事从其本质来说是身体的竞技，在一定意义上，体育赛事是一项集力量、速度、悬念、激情、美感等于一体的艺术形式，也是观众对“身临其境”的沉浸感要求最高的形式之一。随着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体育赛事的观众范围日益扩大，赛事“身体在场”的限制被打破。然而，即使媒介技术的创新使沉浸式传播变为可能，技术革新也无法确保能为媒介观众提供与现场观众同等的赛事体验。

从传播内容来说，以文字等为内核的具象载体将抽象意义进行转化的符号传播，难以深入诠释体育中的深层次内容。离身的符号损耗了体育赛事的意义空间，出现“失真”传播，造成传播过程中的文化折扣；从传播方式而言，现代体育赛事的发展与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与迭代息息相关。现代体育赛事往往依托多机位、多角度来实现虚拟的“在场”，然而大部分仍聚焦于赛事本身，忽略赛场细节的描绘。现场始终是技术无法超越的沉浸式全感官体验，直播、转播依靠前沿科技的传播手段也仅仅是割裂画面的线性拼接，无法完美还原现场的真实与震撼。

（二）文化隔阂：外媒偏见及受众定位偏差

“新全球化”的浪潮已势不可当，中国始终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更为有力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中。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和平崛起，世界格局形成“东升西降”的趋势。一些外媒在对华报道中持有明显偏见与恶意，通过扭曲化和妖魔化的报道捏造虚假信息，丑化中国形象，形成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体育赛事由于双边性和交往性，带有无法避免的特定的政治功能。因此，这种外媒的偏见同样会渗透至体育赛事的报道中，从而对赛事的国际传播带来不利的影响。国外民众的信息接收渠道主要被欧美媒体所垄断，对中国的报道框架短期内很难会改变，海外本土的媒介给国际受众带来亲切感，其传递的信息易于被接收和信服，形成难以变更的负面情绪，阻碍我国体育文化的对外交流效果。

对国际传播来说，中国体育故事、赛事文化的输出并不能获得每个异质文化群体的认同，因此确定国际传播的主流受众是至关重要的议题，受众定位的偏差可能会导致受众群体的不满，对体育赛事的国际传播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甚至是舆论危机。一方面，海外年轻受众在获取国际信息方面展现出了多元化的渠道选择，因此受到西方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年轻受众认知更为客观，对信息的真伪更具辨别力。“Z世代”的国际观将成为未来影响世界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精准定位受众人群，分析主流受众的特征与需求始终是文化传播的重点与难点。

（一）打造包容性传播平台

近年来，国际性体育赛事创新了包容性的合作模式，打破了以往“一家之言”的强管控局势，形成官媒、主流媒体与网络、社交媒体交互协调的新局面，成就了许多“出圈”的赛事。社交媒体平台还出现了情绪内容生产和情感共识生成的趋向，构成社交媒体平台间的情动交往。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间的动态平台交互促使受众共同情感的产生，形成关于体育赛事文化的情感共鸣。

（二）创新包容性传播内容

面对复杂的媒介环境和文化格局的境况，传统的新闻价值，客观、理性的表达和叙事已无法满足智能化媒体时代受众的情绪化、个性化需求。因此，原有的新闻叙事被打破，体育赛事需要以包容赋能国际传播，尊重受众多元的信息需求，创新包容性传播内容，丰富故事化、情感化、艺术化叙事，加大力度开发中华历史文化资源，促进形成全球范围内的群体共识。

图文式的叙事常因文化差异而受阻，然而美学无国界。美学化的多模态内容表达有利于打破因政治、经济等造成的现实壁垒，基于艺术的美学体验有助于达到认知共情。包容性的内容传播亟须从“他者”的视角审视和表达，以动态的影像文本取代传统的图文表达，以极致生动的美学为共情因子。

在异质文化及高低语境的隔阂下，媒体必须反思自身叙事话语的灵活性，汲取他国的文化精华，内化成中华文化的部分属性，打造包容平等、和谐交流的传播环境。在实践中，既要注重软性传播手段，又要借助柔性叙事跨越意识形态阻碍，帮助受众感知文化背景、获得情感共鸣。创新包容性的传播内容，促进受众的情感共鸣，有益于促使海外受众为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支持，增强国际传播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

（三）壮大包容性传播队伍

技术的高速发展，媒介生态不断变革，传统的传播模式被彻底颠覆，“多元赋权”和“平台世界主义”成为新全球化时代的特征。我国建立健全多主体的包容性国际传播队伍，必须吸纳多维度、多主体、多视角的传播人才。要不断深耕我国主流媒体的精品赛道，精进主流媒体的传播能力，强化在国际重大热点事件中争夺话语权；要激励致力于全球布局的中国企业，鼓励以腾讯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加强平台建设，实现在地化社交场景应用、算法技术提升，为国内外民众提供优质服务；集结庞大的中国海外留学生群体及爱国人士、规模逐渐壮大的影视制作团队。

将以“平等”“共享”为内核的包容性治理融入体育赛事国际传播体系的建设中，有助于“春风化雨”地促进群体共情。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必须从平台、内容、人才建设多维发力，强化激励，打造全方面、多主体的体育赛事国际传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