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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刊号：ISSN 2096-78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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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是国家除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大力量”。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公众信息渠道、媒体生态格局、思想传播模式均发生了深刻改变。如何捍卫话语权，增强竞争优势，已经成为主流媒体乃至党和政府治国理政必须考虑的新课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体现了党中央对媒体融合发展的高度重视，也为我国主流媒体把握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趋势，进一步迈向与智库功能深度融合指明了前进方向。一、新征程要求媒体型智库发挥新作为对于受众而言，同一事物的不同描述方式可以显著地影响个体的选择偏好，引起认知、态度与行为的显著改变，这一现象被称为“框架效应”（FramingEffect）。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舆论场，主流媒体承担起“拨云见日”明辨是非的职责使命，以高度专业的深度内容，成为澄清谬误消弭认知偏差，在意见喧嚣中重塑共识，在混乱无序中力挽狂澜的“把关人”。我国自古就在儒家谏议制度框架下设立了智库，提倡“文者，贯道之器也”。现代智库，可定义为专门从事开发性研究的咨询研究机构，其基础价值体现在四个字，即“资政启民”。其中，“资政”指能够给决策以支持；“启民”指以新思想明示群众，通过精准的政策信息，为群众提供便于理解政府的更优政策情境，为政府提供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更佳公众环境。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具体体现，也是逐步被公认的国际竞争力策源地。智库的战略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尤其是外交方面的价值更是突出。在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融入智库功能后，更能凸显辨析情报、协助制定决策、指引舆论导向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在锻炼人才梯队、施展对外交流中也均具有强大的机构价值。针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新要求，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更着眼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在传统智库所具备的功能、价值、内容等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完善和补充新的内容功能。例如，增加咨政建言内容模块、理论创新内容模块、舆论引导内容模块、社会服务内容模块、公共外交内容模块等重要功能内容。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型智库顾名思义就是以媒体机构为主导者而创立的，能够给政府、社会提供政策咨询、知识服务的咨询组织。为积极响应党中央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顶层设计，我国媒体奏响“智库化”冲锋号，同时也满足了由传播技术飞速发展催发的业务转型客观需求。比照欧美媒体的智库化建设，其比较有特色的操作模式之一，就是从传统的新闻信息生产者的定位进行角色转化，变成以深度研究为主体功能的内容产品、内容服务提供组织。例如，彭博社是美国的一家财经媒体，除新闻资讯报道外，也是全球金融市场实时行情、历史数据、价格与交易信息的服务商；英国的《卫报》专门建立了创新实验室来支撑自身的创新发展，并向其他媒体出售研究成果。在政策实施阶段，智库既可以提出具体政策行动并控制其实施进程（替代政策促进者），也可以为政府宣布的政策行动进行辩护并提供信息支持（政策合法化者）。这类机构以实践诠释了“议题设置理论”，通过媒介的力量选择集中的报道对象，以此来制造社会的中心议题，使自身的新思想借势社会舆论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万丈高楼平地起，大厦不可能建在沙滩上。媒体与智库天然具备互补性，在融合发展中，能够形成相互依赖，实现优势互补。智库可以借助媒体，获取舆论场对新思想的认同，增强社会影响力，扩大成果传播范围；同时，媒体则可以依托智库的逻辑性和客观性，在纷繁杂乱的舆论场中保持清醒，凸显“内容为王”的发展理念与品格，不断提升公信力。媒体记者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参与者，怀着对新生事物的职业敏感性，深刻体察社会肌体经济冷暖、法律道德、科技能源、生态环境、思想文化、对外交往的方方面面；在亲自走访中，对于社会热点、难点、痛点问题练就了洞若观火的目光。媒体型智库能够对突发事件及时捕捉，迅疾响应，还可以通过与政府的长期交流，向决策者反映真实情况，抓住“政策窗口”有效推动治策过程。传播好中国声音，树立好中国形象，需要推动我国智库提质增效，更需要建立中国特色的自我表达。媒体善于守正创新，将传播力活水引入理性见长的智库，以创新形式、创新方法有效传达官方立场、开展公共外交，向世界介绍中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身处融合发展大背景下，主流媒体由于具有能够更好地把握“时”“势”，履行“职”“责”的职业特性，以扎根基层俯听群众的视野广度，监督政府把脉国是的思想深度，将发挥传统智库欠缺的“接地气、聚民心”功能与作用，紧密结合“国之大者”与“民生小事”，真正成为党和国家的“耳目、尖兵和参谋”。二、新空间鼓励媒体型智库开创新事业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阶段性。基于阶段的角度而言，不论其内容什么样，我们均可将其视为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媒体型智库在进入稳定发展期前，必然需要经历形成孵化期、低速调整期、高速成长期。同时，媒体型智库在不同阶段所面临的外在环境、内在结构和发展特征等均会不尽相同。在深入研究基础上，摸索创新方法、积累成功案例成为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关键。现阶段，整个世界都置身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更是迎来大的机遇，肩负着“国之大者”的时代责任。近年来，在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指导和促进下，移动互联网的技术不断发展更新，媒介生态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不论是党中央层面还是地方层面的主流媒体都开始了转型探索尝试，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热潮。截至2021年12月，我国国内宣布成立智库业务部门或单独成立媒体型智库的媒体机构已经高于50家，在此基础上再添加冠以中心、研究院等名称的各种机构，总数远超百家。其中既有中央媒体、省市媒体，也不乏市场化媒体。中国媒体型智库建设正在探索出一个适合中国基础国情的特色发展轨道。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开发的舆情产品互联网舆情监测系统，朝着“人民云”“人民数据”的方向不断发展；新华社机构下面设置了瞭望智库，瞭望智库的核心任务是国家政策研究、评估、执行反馈，为中央决策不断地提供具有价值的参考依据。这些媒体化智库已具备一定规模，服务领域覆盖多元集群，将原本呈现“孤岛型”的智库生产体系进行一系列的聚合和完善，最终建成为“一体化”的综合性咨询平台。此外，2020年后，我国部分区域化的媒体、市场化媒体开始根据自身资源、受众群体和区位优势，对所在的领域进行分型细化，并据此获得单点突破。例如，深圳报业集团深新传媒智库、东方网东方智库、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南国智库、湖南日报智库等媒体型智库成立。和中央媒体创办的智库进行比较来看，地方媒体化智库的研究重点是存在差异的。它们更多的是聚焦城市治理、政策咨询、舆情研究等领域，据此帮助城市的营商环境做优化，为市场创造经济效益。进一步强化媒体型智库和研究型智库之间的有效合作，是提高影响力的有效措施。例如，在“媒体智库化”发展的同时，“智库媒体化”也在发展，合作创办了众多媒体型智库。如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等和江苏广电集团、新华报业传媒集团等联合创办的紫金传媒智库，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国研经济研究院合作成立的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等，通过建立战略合作，发挥了“1+1>2”的才能放大效应。实践证明，媒体和智库的融合发展，充分利用新媒体优势，全面提升了新型智库的公信力、思想力与传播力，不仅有效拓展了媒体事业边界、提升了媒体咨政能力，也壮大了中国特色智库建设力量与国家软实力。当今世界尚缺乏理解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思想介质，国内外舆论无时无刻不在各渠道互相碰撞交织。因此，更加需要媒体型智库积极挺身而出，发挥好国家决策与社会舆论之间的沟通作用，以创新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向公众解读国家政策和国际事件，厘清“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积极登台长袖善舞，打破国际舆论对中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等倡议的弹压与束缚。如同基因通过遗传而繁衍，话语的“模因”通过被模仿而传播。中国的媒体型智库需要增强在国际舆论场的影响力形成标杆，如通过广泛关注与研究全球重要议题，参与国际话题讨论，发出中国声音；抓住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主动设定国际议题，引导国际舆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可资借鉴的中国智慧，指引重要的中国道路。通过媒体与智库的融合发展，我国将向世界提供鲜活的中国思想，打造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三、新动能推动媒体型智库攀登新高峰媒体型智库的清晰定位、稳定产出之策在哪里？如何为媒体内容建设与品牌建设服务，为媒体核心业务提供有力支撑？良好的发展环境，是吸引力、竞争力，更是驱动力。建设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以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作为关键支柱，坚持党管智库的原则，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勇做政策的传播代表、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加速者、公平正义的守护者。要逐步拓展眼界与格局，跟随党、国家的战略规划方向，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智力动力。立足我国国情，开阔国际视野，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立足新时代，智库与智库机构之间更加需要深化合作与紧密联系。在合作与交流中展开竞争，在竞争与协作中实现发展。建构出布局科学、特色突出的媒体型智库集合。媒体型智库要加强对中华民族复兴中的新现象、新动态做出精准的研判，并在此基础上给出新思路、新方案，打造成为有用有信的新时代下中国特色媒体型智库。在新技术、新业态纷纷呈现的互联网时代，媒体型智库更要重视对新技术、新平台的应用，推动智库的不断发展创新，重视科教创新驱动战略的推进，助力智库产品的优化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人才是产业最大的动能，是维系媒体型智库发展最深厚的底蕴。现阶段的世界竞争，是人才与人才之间的竞争与抗衡，具备高素质的人才的一方占据明显优势。一线出新闻，一线也出智慧。无论是媒体抑或是智库，都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不但要求从业人员掌握深厚理论、专业化的知识，还要求掌握具体业务素养。现阶段，我国智库研究人员大多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和高校教师，部分智库学者缺少立足深度调查发声的阅历，而媒体也欠缺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因此，创办媒体型智库，必须打造具备研究能力、运营能力、谙熟媒体运作规律的专业化人才队伍。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离不开高水平的研究人员，拥有国际化水平和视野的研究人员，可以更好地为科学民主决策提供智力支撑。除了要善于整合外部资源，建立海量专家库，我国媒体更要将智库建设作为契机，逐步促进内容团队的创新转型，实现人力资源结构的逐步优化。同时，也要加强对内部机构、人员的合理调配，做好资源配置优化，为有智库特征的评论部、专刊部规划调研任务，有针对性地对入库记者、编辑做学术培训，进一步加强他们的问题研究能力。同时，要注意倾听各角度的声音，可以通过面向社会招募跨界专家入库，发挥人才在战略规划、政策制定、创新咨询等阶段的价值。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深化多学科合作，是提升智库产品质量的重要举措。智库的研究内容多聚焦在政策研究范畴，基于公共话题的大数据报告，往往涉及多学科跨领域协作生产，从多维视角为政府各级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提供科学有效、预测力强的定制化大数据报告。媒体型智库要重视复合型人才团队建设，实现理论与效用的高度融合。智库与高校或社会科学院的侧重点不同，必须具备现实性与前瞻性。媒体型智库要了解事物变动发展的趋势，一方面要从媒体角度深入挖掘总结历史经验；另一方面要根据采样数据做出科学的线性回归、概率统计，提前制定储备性政策。这两方面的研究越充分，政府决策绩效就会越发凸显，媒体化智库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察势者智，驭势者赢。政策影响力为媒体型智库的核心。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大小是衡量智库价值的关键指标；而智库的学术影响力，为智库理论内功的具体呈现，只有夯实基础研究，才会得到理想的对策研究成果。如今，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已经被视为公共问题的聚集领域，媒体型智库还需要基于公共利益，有效发挥快速响应机制，为化解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为创建更加成熟的决策咨询体系奉献应有价值。四、结束语在全球化时代，媒体型智库肩负着提升中国国际地位，为公共外交贡献智慧和力量，推动媒体外交新发展的重任。媒体型智库本质上仍是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未来需要站在时代前沿，增强研究的预见性与引领性，更及时地反映人民诉求，提升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效能，更好地构筑推广中国话语体系，助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一、新征程要求媒体型智库发挥新作为
二、新空间鼓励媒体型智库开创新事业
三、新动能推动媒体型智库攀登新高峰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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