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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技术治理困境及其应对路径
摘要：社交媒体借助社交行为将人与人的关系从现实空间迁至网络空间，通过社交关系这一纽带实现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的相嵌互渗，进而在二者间产生互动制衡效应。基于此，社交媒体治理已然成为新时代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社交媒体中基于关系所实现的聚合与离散带有天然随机性和匿名性，各主体间利益需求具有异质性和冲突性，这给当下社交媒体治理增大了难度，甚至使社交媒体治理陷入一系列治理困境。技术治理僵化、技术权利垄断以及技术正义缺位导致社交媒体治理陷入技术治理困境。在社交媒体治理中，正视以上技术治理困境并积极寻求应对路径，对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

网络社会的崛起为人们提供了网络生存空间，人类的社会实践得以在网络社会进行，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在网络社会得到继承与延伸，网络空间已然成为人类生产实践的重要场域。社交媒体立足于关系本体在网络空间的实践为人类社交活动开创了一个网络共在模式。在这种共在模式下，社交媒体为网络空间人际往来、信息传递以及思想交流提供了一个共在场所。然而，社交媒体基于关系所实现的聚合与离散带有随机性和匿名性，增大了社交媒体治理难度。此外，各主体间利益需求具有的异质性和冲突性也为社交媒体带来了更多挑战。

一、研究缘起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社交媒体治理都予以关注，但是由于对社交媒体治理的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并未对社交媒体治理作出一个明确定义，在对社交媒体治理的理解中，现阶段中国的社交媒体治理是在网络空间治理的框架之内进行的，学者徐旭光在对自媒体时代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分别从个体素养道德层面、情绪与理性层面、法律制度层面以及传播内容特点层面指出网络空间治理的困境及成因。
此外，学界对社交媒体治理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社交媒体虚假消息、社交媒体生态、加密社交媒体以及社交媒体平台化治理等方面。在社交媒体虚假消息治理方面，从技术层面切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和算法领域。通过人工智能对社交媒体虚假消息进行监测，运用算法为社交媒体虚假消息提供治理新思路。在社交媒体生态治理方面，已有研究将目光放在了社交媒体平台反垄断的治理，从对其阶段变迁的探索到落实社交媒体各方责任主体，再从突出责任到强化权责对社交媒体治理生态新趋势加以论证。研究者们还在梳理媒介平台化发展脉络的基础上，进而分析社交媒体平台化发展趋势及其多元群体行为特征，指出多元群体参与社交媒体平台化治理的困境。
当下学者们在社交媒体治理领域更侧重于对社交媒体传播内容、信息传播媒介以及信息生态环境等的研究，近年来对社交媒体数字化信息和社会媒体信息社群的研究活动也处于活跃状态，但对社交媒体治理在技术治理困境方面的研究涉及略少。本文拟在借鉴已有社交媒体治理研究的基础之上，对社交媒体在技术治理困境、特点及其应对路径进行探索。

二、社交媒体技术治理困境及其特点
社交媒体技术治理是指通过数字、网络等技术手段对社交媒体平台信息生产、传播、使用等领域进行治理。社交媒体作为网络信息内容生产与传播的主要阵地，初期以逻辑为主导的互联网价值文化在碎片化的信息传播语境中被瓦解，以理性为底色的信息科学在后真相时代诉诸情感的信息迷雾中被湮灭。社交媒体技术治理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交媒体技术治理手段僵化导致技术价值偏失；二是社交媒体技术治理科技权力垄断致使技术平等遇挫；三是社交媒体技术治理数据隐私侵犯以致技术正义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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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手段僵化导致技术价值偏失

社交媒体信息生产主体的多元化、信息传播环境的多变性以及信息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对社交媒体技术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当下社交媒体治理在以上情境中陷入技术僵化的治理困境，导致社交媒体治理技术价值偏失。目前，中国关于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中的治理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以政府及其行政部门为主体，对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自上而下式的监管和整顿，即他律；第二类是以互联网公司或社交媒体平台自身为主体，对其所拥有的社交媒体进行自我排查式的监查与审核，即自律；第三类是以工具化的信息科学技术为主体，对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内容相关的智能化监测与管控，也称智律。
在社交媒体技术治理中，第一是使用算法定义“关键词”对社交媒体信息内容进行发布前拦截的事前治理；第二是通过数据监测手段对社交媒体平台用户进行通信监视，一旦发现敏感词汇随即启动通信中断程序实现事中屏蔽；第三是通过技术手段在社交媒体平台设立信息管理权限，结合信息舆情预警机制对已发布信息进行事后删除。此外，在社交媒体技术治理的时间中，有学者对国外加密社交媒体的治理进行研究，如史安斌和朱泓宇经过对Telegram多功能平台属性的剖析及其在数字新闻业中的运用，分析加密社交媒体治理中的风险与挑战。
以上技术治理手段尽管为社交媒体信息在网络空间的传播提供了可控性，但忽视了现实语境复杂性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力，未能在社交媒体治理中体现技术价值，从而陷入技术治理僵化的困境。
在社交媒体技术治理中，以工具化的信息科学技术为主体对社交媒体进行智能化内容式监控是当下社交媒体治理常用技术手段。在社交媒体技术治理中，对社交媒体内容治理主要以工具化的信息科学技术为主体对其进行智能化监控。作为社交媒体技术治理主体，工具化的信息科学技术负责对社交媒体平台信息内容进行监督管理。通过借助于人工智能对社交媒体平台信息内容进行监测、判别与规范。然而，在弱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交媒体治理中，智能化检测系统并不具备语境识别和语义分析能力，无法通过技术进行价值判断，导致社交媒体技术治理再次陷入僵化困局，难以体现其技术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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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权力垄断致使技术平等遇挫

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互联网科技公司，也催生了互联网科技巨头，它们在网络空间所呈现出来的技术垄断与互联网价值导向所倡导的平等开放相互冲突。技术垄断是文化和思想的一种存在方式，文化要在技术中寻求认可和满足，并且听命于技术。在社交媒体技术治理中，一方面对技术过度依赖与迷信；另一方面技术本身被科技巨头所垄断，技术治理因此陷入科技垄断困境，致使技术平等遇挫。
在社交媒体技术治理中，人们对技术的依赖与迷信致使其陷入科技权力垄断的治理困境。作为人的延伸，媒介在技术的加持下功能更加强大。人类生活方式不断被媒介影响、改变甚至颠覆，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对技术的崇拜，寄希望于技术能够在网络空间建筑“信息乌托邦”，企图通过技术神力在网络空间满足自我欲望。在社交媒体治理中，以平台为主体进行的治理建立在技术上，通过算法、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等技术对社交媒体进行监测，尽管技术为社交媒体治理提供了有效路径，然而过于依赖技术对社交媒体的治理违背了技术平等理念，忽视人本位立场对具有人文价值的治理探索极易陷入技术垄断的治理困境。
在科技力量控制下的社交媒体治理中，用户与平台间存在权利差序，为科技权力垄断提供了可能。尽管在现有社交媒体平台中，社交媒体为用户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信息交换空间，然而身处权力高位的互联网科技巨头凭借自身技术优势凌驾于用户之上，社交媒体的发展呈现出再中心化的发展态势。例如，全球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在未经用户允许的情况下擅自贩卖用户信息，尽管Facebook加大了信息保护力度，然而互联网巨头所拥有的技术强权已经对用户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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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隐私侵犯引发技术正义缺位

社交媒体平台的即时交互式信息传递打破了传统社交模式中的时空界限，为用户提供了更加多元丰富且具有个性化的社交体验，享用社交媒体提供的个性化信息服务建立在用户让渡个人数据隐私权的前提之下。基于数字化生存时代背景，社交媒体用户在信息使用中产生的数据隐私在社交媒体技术治理中未得到应有的保护，导致数据其陷入隐私侵犯情境下技术正义缺位的治理困境。隐私并不是单指那些被故意隐藏的，不可能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的信息，更多的是指个人能够决定哪些信息可以公开以及向谁公开。社交媒体中的隐私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为网民之间的隐私博弈；另一方面表现为用户与技术之间的抗争。
现有社交媒体治理模式中，以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为主体的技术治理原则是将前台与后台一分为二。前台主要针对用户端提供信息服务，如信息浏览与评论、内容制作与传播等功能；后台主要致力于为服务端提供信息服务，如平台系统的维护与更新、数据备份与存储等功能。当用户在社交平台上浏览、发布、评论、转发或收藏特定信息时，后台会对该操作数据进行日志记录与分数据分析。然而平台是否具有处理权限以及权限边界如何界定等，对于用户来说都是未知的，这本身就会造成对用户的隐私侵犯。网络世界网民的数字化生存被桎梏于人工智能算法与大数据的“全景监狱”中，社交媒体用户隐私保护已沦为“皇帝的新衣”。
社交媒体平台即时交互性的信息流动方式打破了传统社交模式中的时空界限，为用户提供了更加多元丰富且更具个性化的社交体验，然而用户享用社交媒体提供的个性化信息服务却建立在让渡个人数据隐私权的前提之下。在网络空间，用户的一举一动都会留下数据痕迹，这些数据痕迹会被记录甚至分类保存下来。
社交媒体技术治理平台基于用户使用痕迹对用户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最终为用户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然而，由于目前互联网治理体系尚未完善、用户隐私边界难以界定、网络空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模糊以及互联网公众数据隐私权意识性不强等因素，导致当下社交媒体治理中困境重重。数据隐私侵犯还表现为社交媒体用户与社交媒体平台技术之间的抗争，在用户与技术之间的抗争之下的社交媒体治理中，数据隐私侵犯使其陷入技术正义缺位的技术治理困境。

三、社交媒体技术治理困境的应对路径
社交媒体以其即时性、互动性与场景化的信息传播特点丰富了网络社会信息传播形态，也改变了人类社会生产形式，拓展了社会生产力。正如卡斯特指出的：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的重构，已经诱发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势——网络社会。从媒介功能角度来看，社交媒体是工业技术革命之后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从社会功能角度来看，社交媒体是资本主义在科技力量助推下生产力的扩张；从个人发展角度来看，社交媒体是人类听觉和视觉的延伸。在此背景下，社交媒体治理已然成为推进互联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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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价值融入机器算法

历史上每一个新技术被应用到人类的生产生活领域中，都会给当时的社会带来巨大的变革。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信息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云存储以及算法等技术在人类生产生活领域中的应用为用户提供了数字化生存的空间，同时也为用户的数字化生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然而，用户在享受智能化数字生存红利的同时也掉入了技术黑箱的深渊。社交媒体治理中对于技术治理困境的突破可以从价值融入算法这一思路进行探索。从技术与价值的关系来看，技术是由价值到时间的中间环节，技术是价值的实现方式，价值是技术的目标指引。因此，在以人为主导的互联网治理中，通过技术与价值互相嵌入实现治理目标有望成为互联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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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平台分权治理机制

可在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构建行之有效的分权治理机制以试图突破现有社交媒体技术治理困境。结合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自身的自律机制，通过建立有效可行的分权治理体系，将技术框进制度的笼子里，牢牢占领以人为主导的互联网治理格局。平台分权治理机制为社交媒体用户的网络社会行为提供价值指导和秩序约束，同时也是对社交媒体进行多元价值引导，鼓励社交媒体空间多元文化的成长与发展，实现网络空间开放、包容、共存的互联网价值取向。与此同时，互联网社交媒体分权治理机制下的前台匿名设置鼓励了用户对本我的展现，在不同群体的本我展现中同样有利于在网络空间形成多元网络文化，为不同文化群体各自为营提供条件，进而实现社交媒体分权治理以图突破社交媒体现有技术治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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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用户信息使用规范

从用户角度出发，面对技术治理困境可通过在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信息使用规范，规避科技强力对用户数据隐私的侵犯和对用户信息的滥用。网络社会的崛起带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导致世界日益数字化与互联化，这都为互联网空间的法治治理带来严峻挑战。面对互联网社交媒体治理中存在的技术治理困境可从三个方面寻找对策加以规制：一是建立健全完善且具灵活性的网络用户使用规范，能够适应网络生存空间的多变性；二是厘清网络法治治理责权边界并加强多边协调治理，提升网络空间信息使用合理性；三是在互联网空间形成网络法治文化。

四、结语
互联网空间治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交媒体作为承载社会信息生产传播的媒介载体，是互联网空间治理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各国进行网络空间治理最为重视的板块。推进新时代互联网空间治理，占领信息时代话语高地已然成为大国之间新的竞争领域。因此，突破社交媒体治理困境、维护网络空间社会秩序、建设风清气正的社交媒体生态环境是对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号召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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